转载 |《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》 閱讀筆記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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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原書名為《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 (名家通識講座書系)》，作者韓茂莉（歷史學家辛德勇妻子）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
（*****為分割線，–之上為原文，–之下為自己的批註，愚鈍之言，望方家莫笑）
原文与批註
活动在东北地区的先后有濊貊、肃慎、挹娄、夫余、乌桓、鲜卑、室韦、库莫奚、豆莫娄、乌洛侯、地豆干、勿吉、奚、契丹、靺鞨、女真、满等民族或部族，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则有匈奴、氐、羌、柔然、吐蕃、突厥、回纥、铁勒、沙陀、吐谷浑、党项、蒙古等民族或部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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奚族後來歸入了契丹，他們都和鮮卑有關係
這裡的民族劃分得很細，可以逐個考究，這裡就先擱置一下
除西辽河流域位于大兴安岭以东外，几乎北纬40°以北、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都可以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。草原游牧地带从呼伦贝尔、锡林郭勒经蒙古高原、天山南北、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，成为世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。
欧亚大陆中部，从中国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到欧洲多瑙河沿岸，被一片绵延万里的草原覆盖。这一草原带位于大陆深处，干旱少雨成为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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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興安嶺不止在中國很重要，在世界上的草原裡也很重要，是東端的開頭
草原上树木很少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、马粪等作为燃料，曾经走过的路线会遗留下干燥的牲畜粪便，这些成为牧民使用的燃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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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人拉屎，後人燒火
而且燒糞不能燒濕的，別問我怎麼知道的
一年中四季变换于冷暖之交，农耕依四季完成了播种、收获，游牧则随四季建立了牧场、营地，前者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依四季时序安排不同的农事活动，后者则在四季的循环中追寻未被触动的牧草，游牧与农耕虽然属于经营方式完全不同的两类生产部门，四季的利用方式不一样，但均在四季的轮回中获得再生的机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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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都是在四季的輪迴中獲得再生的機緣”
這句話說得很有哲理
自清太祖时期起，随着满洲人对蒙古人作战的节节胜利，蒙古各部或降或朝，纷纷归附清朝，至太宗崇德初年，内蒙古几乎全部归附清朝[9]，或编入八旗，或安置领地于其故地，或给予新地安居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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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爾哈赤、皇太極時期即解決了蒙古，這也是入關的前提條件
韩国位于今山西芮城，这是秦晋两地渡河的关津地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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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運城市，關羽故里、風陵渡、北朝玉壁之戰、唐柏壁之戰均在此
所有交通冲要地带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与政治地理意义，地处这些地方的姬姓诸侯国不仅承担控制四方、拱卫王室的任务，而且空间上对非姬姓封国形成分割之势，进一步发挥监视、牵制非姬姓封国的作用，
三、四两数，应是圆、方之形的象征数字，这是因为当圆的直径与方的边径相等时，圆与方的周径之比为三比四，故分别以三、四两字来象征圆天方地。三、四两字相乘所得出的积数“十二”，被古人视为“天之大数” [19]，正由于十二为天地互乘之积数，可以视作天地六合的表征，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，以为自己服膺天命，基于十二这一象征天地之积的数字，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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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這個三就是圓周率
所以十二就是天地相合，具有其獨特的意義
十三刺史部的设立，本是西汉政治中的重大举措，恰好发生在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的年代，《史记》当中理应有所记述。可是令人遗憾的是，太史公所撰《今上本纪》早已佚失不传，今本《史记》之《孝武本纪》，乃是两晋间人用《封禅书》补缀而成的赝鼎。 [33] 因此，在今本《史记》中找不到有关十三刺史部的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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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獻證偽是大學問，參考古文尚書的辨偽
依托关中，控御关东是“关中本位”的要旨，基于这一思想，汉武帝迄至元鼎年间，将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，由以临晋关（今陕西省大荔县）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；中部区域的东界，由旧函谷关（今河南省灵宝市）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（今河南省新安县）；南部区域的东界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、进桑关一线的滇桂、黔桂间山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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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區域由渭南市到太行山脈
中部区域由河南西部的三門峽推進到中部的洛陽市
由监察区转向行政区，且在郡之上添加更高一级的行政层级，是帝王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，但最终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能避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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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機構與常設機構之間的平衡是中國古代一直在探尋的
《宋书·州郡志》载宋元嘉年间（424—453）共二十二州，分别为扬州、南徐州、徐州、南兖州、南豫州、豫州、江州、青州、冀州、荆州、湘州、雍州、梁州、秦州、益州、宁州、广州、交州以及兖州、司州、郢州、越州，统二百七十余郡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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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徐州，南豫州等為所謂“僑置郡縣”，表明還是想打回去的
且因南下移民侨居在异乡而享受的优惠造成政府税收损失，故自东晋至南朝各政权不断实行将侨居人口变为编户的土断政策，但限于各种局限，侨州郡县迟至隋代才最后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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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鄉人（甚至說外國人）占稅收優惠必然會引起本地人的排斥
特别开元、天宝年间采访处置使与采访使兼黜陟使的出现，职权已不仅限于“按举”，且具有了黜陟权。开元年间监察区析置为十五道，有了固定的治所。
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）实行两税法后，“自国家置两税已来，天下之财限为三品，一曰上供，二曰留使，三曰留州，皆量出以为入，定额以给资” [83] 。“上供”为供送朝廷，“留使”为留给方镇，“留州”则是留给本州的部分，三分两税中地方留成占主要部分。 [84] 这时的方镇介于中央与府州之间，毫无悬疑地成为税收的受益者，俨然具有行政区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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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縣制中的郡在隋朝已經沒有了
所以隋朝的行政區劃變動不比唐朝小
我們做過的一個高考題也考查了安史之亂後的賦稅制度，要注意中晚唐之所以能維持這麼長時間離不開制衡藩鎮的努力
故“安史之乱”平定后位于河北的范阳、成德、魏博三镇首先自立节帅，脱离中央的控制，尽管几经反复，但在其影响下，唐王朝始终没有真正摆脱“虽号称一朝，实成为二国”的政治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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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鎮這個稱呼 和 商朝時期的方国倒是有點相像了
注意這個“方”，表明它是與地方（與“中央政府”相對）緊密相連的
文臣执掌地方军事，在宋代为常例，范仲淹即是其中一员，他曾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，驻于今陕北延安一带，并留下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”这一为后世传诵的名句。
第三，为了防止诸监司官员专权专利，各司权力交叉现象十分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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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地點的不同還是職權的交叉，都是為了分權
中外歷史綱要上的宋初加強中央集權那部分說的很詳細，不再詳細說
金王朝实行三级行政建制：路——府、州——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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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辛棄疾依然出生在“濟南府”可見一斑
金比遼要更適應漢文化，無論是從對北京的建設上還是行政區劃上
遼、金、元、清，幾個少數民族政權漢化程度一個比一個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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